2017年冬天，我在杨庄社区做副书记。社区有一片十几亩的草莓园，老板是浙江人。6组的组长赵叔平日在草莓园帮忙管理。那天下午打电话给我，说组里有事跟我汇报，让我下班在村口等下他。按时到达约定地点，赵叔从车窗口递给我一筐草莓，留下还在发愣的我，跨上电动车就扬长而去，一溜烟没影了。以我至少20年吃草莓的经验来看，那筐草莓绝对是爱马仕级别的，每一颗草鸡蛋般大小的草莓，形状还是标准的草莓型，真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极品。年前的草莓可是已经涨到了50元一斤，这样品质的草莓，100元一斤感觉都不夸张。

我赶紧打电话给赵叔，赵叔说老板知道我喜欢吃草莓，特地让他送给我的。面对这样的“红色诱惑”，联想到草莓园那片要面临征地，顿感这筐草莓沉甸甸的，只手无法提起。悻悻地回到家，将那筐草莓直接放在父亲面前的办公桌上，并将这件事与父亲从头至尾详细说了一遍。父亲没说太多，拿来电子秤，称了下，5斤出头的草莓，而后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条软中华，递给我说道：“明天把这个让赵叔带给老板，你给钱人家肯定不会要的，再把草莓还回去也都烂了，人家也没法卖。另外这两包烟你带给赵叔，咱们不能占人家便宜。”

这些年，父亲对我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——吃亏是福，不能占人家便宜。

而父亲这些年来，也一直坚守着这句话，在30岁时，作为镇里的经济能人，父亲曾被选中参加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，至于后来为何弃政从商，母亲说是他们两个吵架吵出来的。细问之下才知道，父亲党校培训结业后，被安排至村里工作。那个年代，村里有啥红白喜事，都会邀请村干部参加，如果没村干部参加，请客的主家会觉得面上无光。那年代的酒席可没有那些豪华的珍馐美味，就是简单的家常菜多加了几道平时不常吃的鱼肉硬菜。我那耿直的父亲，每次出席总要坚持送上份子钱，这显得与其他同事格格不入。主家不肯收，我父亲会在吃完离席前悄悄压在碟子下面，然后跟主家打声招呼后飞快离去。长此以往，工资还赶不上父亲吃席的份子钱，家里的日子越过越难，母亲跟他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吵。恰巧那会父亲的一位发小做生意发了迹，母亲便动员父亲辞职回家，跟着他的发小“跑起了外钱”。听完母亲的讲述，我笑了，感觉我的父亲可真是太“可爱”了。

今年春节前，知道父亲爱好吃咸货，特地找开饭店的朋友订购了一些咸货。咸猪头、咸鸡、咸鸭、咸鹅，满满当当装了一个大纸箱，搬回家时被奶奶瞧见了，管事的奶奶问我这么多咸货是哪来的，我说：“到朋友店里买的。”85岁耳背的奶奶听成了“人家给的”，劈头盖脸对着我一通指责，说我这是不讲政治、不讲原则，占人家便宜，是要被处分的。我妈赶紧阻止奶奶将要进行的谴责说教环节，讲明这是我问人家买的，她听岔了，可不能再乱说了，这才终止了这场“批斗大会”，我当时真是满肚子委屈。以至于每次吃到咸货，都会想起这件趣事。

后来想想，我那坚持给份子钱的父亲，与擅长说教的管事奶奶，如出一辙。